我的二姊
──韓良憶(作家)
我的二姊良雯,我們都叫她阿雯。
她喜歡港式飲茶的廣州炒麵、遠企地下樓的生菜沙拉、麥當勞的冰咖啡和薯條;喜歡聽「虹彩妹妹」;喜歡和人聊天,問人家的爸爸或媽媽在那裡;喜歡玩大門的鎖鏈;最喜歡去「心路社區家園」上學。
她和《跟著妹妹搭巴士》中的貝絲一樣,有智障,是個憨兒,用美式英語的講法,則是「心智受挑戰者」(mentally challenged)。不同的是,貝絲是輕度智障,阿雯則是重度。
我每個週末都會從荷蘭打電話回家,向爸爸問好,並和從頭到尾都拿著另一支分機傾聽對話的阿雯,聊上兩句。
我們的對話常常是這樣的:
「阿雯,妳有沒有乖?」
「有。」
「有沒有吵把拔(爸爸)?」
「沒有。」(這時我爸會在分機上插嘴說:「阿雯現在好乖,都不吵。」)
「有沒有去麥當勞?」
「還沒有。」
「哦,那去的時候,不要吃太多薯條喔。」然後,我常常就想不出來要講什麼,只好說:「阿雯,還有沒有事要對良憶妹妹說?」
電話那頭遲疑了一秒鐘,接著下來,一般有兩種版本。
第一版本:
「良憶妹妹,約柏呢?」約柏是我的丈夫,荷蘭人,基本上不會講中文。
「約柏在忙。」
「約柏媽媽呢?」
「在她家。。」
「阿雯跟約柏講話。」
「好,等一下。」我這方於是換人。
阿雯在那一頭說:「哈嘍,約柏,鼓摸你。」
約柏回答:「Good morning,A-Wen。」
阿雯咯咯笑了。「How are you?」
「Fine. And you?」
接著下來,只聽見阿雯大聲地講:「三Q,拜拜。」然後又是一陣咯咯笑,很開心的。
第二版本:
「良憶妹妹,荷蘭幾度?」
「xx度。」我會隨便講個數字。
「天氣好不好?」
「還可以。」
「有沒有下雨?」
「沒有。」
「好,」阿雯說,「拜拜。」
朋友聽說阿雯的情況,總愛問我,她的心智年齡有多少,我的標準答案是多年前醫生說過的「三、四歲」。可是,三、四歲的孩子會跟她一樣,數數兒只能數到八或九,老是分不清楚三角形、四方形,接到我高中老同學的電話,卻不必問人家,光聽聲音,就能清楚地喊出對方的名字嗎?
三、四歲的孩子又會不會在我們的母親過世後,偶爾自問自答,說:「阿雯媽媽呢?」然後根據阿姨給她的答案,答稱:「去天堂了。」繼而嚎啕大哭,嚷道:「媽媽死了。」非得等旁邊的人再三保證,媽媽被上帝接走了,才會揉揉紅紅的眼睛,破涕為笑。
我也始終不明白,阿雯為什麼在沒有見到金髮藍眼的約柏以前,就曉得要跟他講「How are you」,而不是「你好嗎」,三、四歲的孩子是這樣的嗎?
今年春節和中秋節,我兩度回台探望老父和家人。阿雯週末從「心路」回家,看到我,總是一下子迸出了笑顏,伸手摸摸我的臉,好像想確認她的妹妹,果真又回到她的眼前,摸完,叫了一聲「良憶妹妹」,她盤腿坐在沙發上,上半身開始左右輕輕搖晃,嘴裡偶爾發出輕微的「喀喀」聲。阿雯只要覺得高興,就會這樣。
我常常在想,藏在這樣一副逐漸邁入中年,終將垂垂老矣的軀體當中,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靈魂?是個比孩童還純真清澈的靈魂?還是個歷經多次輪迴,已閱盡哀樂,索性轉目不觀人世的老靈魂?
每個生命,都是個謎,而阿雯的生命,尤其是個謎。
作為她的妹妹,而且是住在國外的妹妹,對於阿雯,我恆常有著某種混合著憐惜、疼愛、擔心、困惑等複雜的情感,其中最難面對的是「罪惡感」,我覺得自己身為「正常」的手足,理當分擔更多照顧阿雯的責任,卻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,遠嫁異國,而我們的父親年紀已經那麼大了。
看了本書,我才發覺,普世的智障者同胞手足很可能都有類似的罪惡感,只要他或她對人生還有感覺。只不過,有的人選擇逃避,不去面對,更甚者,索性徹底忽視、凌虐智障的手足,以最極端的方法,處理那種錯綜複雜、莫名難解的負面感受和隨之而來的憤怒。
當然也有人,像作者瑞秋,終而走出家門,去面對她對貝絲的種種情緒,和貝絲一同上了巴士,當她下了巴士,瑞秋不但更明白她的這個怪妹妹,以及「智障」究竟代表什麼意義,同時也能開放封閉的心,坦然接受自己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