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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永遠的家
◎許佑生（知名作家、性學博士）
近幾年來，我都會前往香港參加「華人同志大會」，與來自大中、港、台，以及全球的華人同性戀朋友溫暖相聚。其中有屆在一場分享生活經驗的座談上，一位故鄉在桂林的大陸男生說起他們被封閉的苦悶，每個人都很孤立。可是當地的圈內人或先或後，不約而同都會尋到一處大型廣場。大夥在那塊寬闊的空間裡，各自找落腳處歇息，然後互相拋著打探的視線。
有人便問說，那些人剛開始的第一次，又是怎麼知道該往哪一處廣場，才能尋覓到同伴呢？他說，在地的資訊固然不流通，但似乎圈內人體內天生就有一股與同類相聚的熱望，也有一種嗅出同類氣息的敏銳感應，反正大家就是像被一條隱形的線拉著，聚攏在一起了。
一般人可能對這種「奇異嗅覺」十分不解，但舉凡同志大概都頗能感受箇中奧妙吧。那處廣場就是所謂的「同志情慾空間」，儘管沒有標示此地是同志專區，然而彷若真得是天生體內有雷達裝置，同志們只要經過一個公共場所，與散佈在裡面的人打過照面，很快就會搞清楚這兒是不是白先勇在《孽子》中所稱的「我們的王國」？
像這種提供同志情慾流竄的廣場，幾乎全世界的都市裡都存在。我到倫敦探訪友人時，他帶我在居家附近逛，社區中竟有一座荒草蔓生的墓區，連白天走在其間，都感到涼颼颼。但朋友說不管白晝、夜晚，這裡都有同志在釣人。
情慾，真是像生命力旺盛的野草，不論生長的環境多麼受限，依舊會突破重圍，歷經風吹雨淋，最後長得茂密驚人的地步。而同志的情慾更是如此，在現實世界中備受壓抑，便發育出一種頑強抵抗、逆境求生的蠻勁。
長久以來，台北新公園就是台灣同志的這塊情慾地盤。放眼圈內，很多同志的青春歲月在這片園地度過，也始終有不少年老同志在此出沒；甚至聽說有一些中南部朋友，因為自覺情感沒有出路，或同志身份曝光而逃家，坐車抵達台北車站後，兩隻腳胡亂逛著，最終就把不知何去何從的主人扛到新公園來了，找到了同伴，宛如回到心靈的老家。
從以上這些意義，來看賴正哲（「晶晶書庫」的阿哲名氣響亮，還是叫他這個綽號，比較親切，有自家人的味道）的《去公司上班》，格外能體會：新公園，紀錄著一部台灣同志的近代史。它不僅具有歷史地位，也形成了匯集我們情感投射的精神象徵。
阿哲是五年級中後段生，年紀大小最是剛好，大到正好趕上見證三溫暖、網路時代之前，新公園的遊蕩狩獵是如何成為同志情慾的最大「貨源」；但又年輕到還有一身精力，仍有興致與新生代的同志周旋。他又是淡江建築研究所的高材生，諳熟人文與空間的對話；加上五年多來，他主持國內唯一的同志專業書店「晶晶書庫」，經常以同志代言人在媒體表達相關議題，對圈內生態與文化累積了相當的觀察厚度。綜合這三類特殊的資源，阿哲深入研究新公園與同志情慾空間的歷史糾葛、愛憎離合，幾乎是不做第二人想。
在白先勇的《孽子》中，素描了同志在新公園像遊魂的影影綽綽，營造出的文學氣氛，讓人盪氣迴腸。不過，小說裡為了使人物間的情節充分推演，新公園本身的意象只是一個出場的舞台。幸好，有阿哲的《去公司上班》完全填補了這個缺角，新公園終於是一個有血有肉、有情有欲的獨立生命了。
藉由田野調查、人物訪談、資料搜整，阿哲筆下的新公園不同於我們認識的那個「公司」。我們生活中接觸的新公園，常被視作情慾的出口；阿哲撰寫的新公園則是眾多同志生命、情感的集散地，彷彿一個大家族，互相間雖沒有生物血緣關係，卻有命運上的相濡以沫牽連。
看到阿哲訪問趙媽的那些段落，尤感珍貴。我深刻記得年輕時初次出入同志酒吧，就是趙媽的場子。那時，我被他的顧盼自憐、巧笑倩兮的風情，迷惑得一愣一愣，心想怎麼有這樣陰陽同體氣質的男子啊，身段優雅、舉手投足都是戲，唱起「卡門」滿座轟動，渾似絕代貴婦再世。
也許我自己也這麼從少年到中年，一路從新公園走過，所以讀起這類資深同志的口述歷史感受最深，也格外體會《去公司上班》的出版意義不凡。
同志，因為鮮少走進婚姻與家庭，常以無根自況，生命的歷程往往有斷代的錯覺。可是，近代西方的同志人權運動最重視「同性戀的歷史意識」，強調各國（地）同志儘管有文化、語言、生活背景的差異，但一脈相傳的歷史過程卻是相通的，都在偏見中醒悟，奮起。
閱讀這本書，令我最動容的正是這種歷史感，隨著阿哲有如說古論今的娓娓道來，身為一個當代台灣同志的生命座標遂清晰地展現。新公園，如今已被更名為「二二八和平公園」，背負了一個沈重的政治包袱。但對同志而言，新公園還是新公園，是大家載欣載奔的聚落，每個同志的個人生命史在此交會，融入龐大的同志家族史，過去如此，現在如此，將來亦是如此。
新公園，不僅是我們的公司，也是我們的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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